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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前的倒數第二天去看展，明明是平常日，還是好多人啊！花了快兩個小時才看完。
總共有一百多張照片，戰爭和災難的照片比例是最高的，不過還是有一些開心的照片很令人感動。從官網挑了幾張我特別有感受的照片，底下的說明也是來自官網的介紹。
動亂將至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於1942年首度頒發，所以這張照片應該是第一屆獎項的照片之一。剛好抓到衝突的那個瞬間。
1941年4月3日，美國「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在底特律福特汽車工廠罷工進入第二天。工廠所有出入口都設立罷工糾察線。汽車生產停擺；十二萬名工人無事可做。現場瀰漫著山雨欲來的氣氛。攝影記者米爾頓布魯克斯（Milton Brooks）和一群記者守在工廠門外。他是與眾不同的新聞攝影記者：無論什麼事件，他很少拍攝一張以上照片，他總是耐心等到最有新聞價值的畫面出現，才按下快門。如今周遭攝影機照個不停，布魯克斯只是守候。
終於，機會來臨。布魯克斯回憶說：「我看到一名男子和一些罷工糾察員吵了起來。他應該支持罷工的一方，可是他選錯邊。我從他說的話判斷，就要出事了。」現場突然拳頭和棍棒齊飛。布魯克斯捕捉到一個鏡頭：八名罷工工人，臉部扭曲；落單的反對罷工者蜷縮著身子，把外套往上拉，蒙住頭，「我迅速拍下這張照片，把相機藏在外套下方，躲進人群中。應該會有許多人想要毀了那張照片。」
只拍升起來的那面旗
這張照片是舉世聞名的作品，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過，但直到看過展覽後，才第一次真正知道拍攝照片當時的狀況。
1945年2月23日，美聯社記者喬羅森索（Joe Rosenthal）冒著日軍猛烈砲火登上太平洋硫磺島（Iwo Jima）已經四天，日軍火力毫不停歇。羅森索發現，他正在拍攝二次大戰最慘烈的戰役之一。終於，美軍攻下了島上南端的折鉢山（Mt. Suribachi）；這時任何勝利都足以使美軍狂喜，因此他們升起一面美國國旗。
在美軍商量要升旗時，羅森索正辛苦往山上爬；登頂之後，他得知陸戰隊打算換一面較大旗幟，好讓全島都可看到。羅森索心裡盤算，「我想要拍下兩面旗幟，一面旗降下來，另一面升上去，但我沒辦法搞定，所以決定只拍升起來的那面旗。」
羅森索開始安排攝影角度；陸戰隊在他四周走動，一位拍宣傳片的攝影師在附近做準備。突然間，「從我眼角我看到陸戰隊們正要把旗升起來，我把相機轉過去，拍下這個畫面」。
之後硫磺島之役又打了31天，死亡數字驚人，6821名美軍在此陣亡，包括照片中豎立旗幟的三名陸戰隊。但羅森索的照片永遠流傳，從海報到郵票，乃至豎立在阿靈頓國家公墓附近的美國陸戰隊戰爭紀念碑上的一座雕像。
天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說不上來為什麼，不過這張照片抓住我，我看完說明之後又盯著看了很久才離開。
1967年7月17日，全佛羅里達州的冷氣機嗡嗡作響。在傑克森維爾（Jacksonville），電力系統招架不住，供電中斷。《傑克森維爾報》（Jacksonville Journal）攝影記者洛可摩拉畢托（Rocco Morabito）正要去採訪鐵路罷工，途中他注意到「傑克森維爾電力局」（Jacksonville Electric Authority）的線務員高掛於電線桿。「我經過這些正在作業的員工，然後直赴採訪現場，」摩拉畢托說，「我拍了八張罷工照片，覺得該回頭了，看看能否再拍到另外一張。」
摩拉畢托回到線務員作業地點，「我聽到尖叫聲，我抬頭一看，這個人倒懸著。天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線務員蘭達錢皮安（Randall Champion）觸了4160伏特的高壓電，由身繫的安全帶支撐著，倒吊於電桿。
「我馬上拍了一張，」摩拉畢托說，「（另一個線務員）湯普森（J.D. Thompson）跑向電桿，我則回車打電話叫救護車。我再回到電桿時，湯普森正對錢皮安做口對口人工呼吸。」湯普森摟抱著遭電擊的錢皮安，有節奏地把空氣吹進他的肺部。在下方，摩拉畢托連按快門，並且祈禱。
「我一直往後退，碰到一間屋子，沒法再退。我再拍了一張。」這張是後來獲獎的照片，但摩拉畢托只關心受傷的線務員。湯普森終於在桿上高聲向下大喊：「他開始呼吸了。」錢皮安活了下來。
動態……吸引住我的目光
看完這張照片和旁邊的說明，忍不住紅了眼眶，看到這樣的大團圓，總是讓人感動。
「那天陰天，沒有影子。燈光漂亮。」當天1973年3月17日，加州美好的一天。美聯社攝影記者斯拉瓦韋德（Salva Veder）在特拉維斯空軍基地（Travis Air Force Base）停機坪等候。在他的附近有一大群人興奮不已；一批家屬即將要和睽違已久的父親、丈夫、叔伯和兄弟，也就是和剛從北越獲釋的美國戰俘團聚。
其中一名戰俘是美國空軍上校羅伯史騰姆（Robert L. Stirm）。史騰姆的座機在河內上空被擊落，他身受重傷被俘。家人苦等將近六年，不知道能不能再見他一面。
一架C-141大型運輸機朝人群方向滑行。返國的戰俘穿著軍禮服下機，看起來機警、嚴肅。「看到他們回家，許多人熱淚盈眶，」韋德回憶說。「在場的一些攝影記者像我一樣，也為之動容。」
史騰姆是最後一個下機的人。他向群眾發表簡短談話。「感謝你們如此熱情迎接……上帝祝福你們，上帝也祝福美國。」
史騰姆說完話，韋德注意到：「現場出現動態。史騰姆的家人已開始向他飛奔，那一幕吸引住我的目光。」韋德拿起相機。史騰姆看到子女奔跑過來，韋德見狀按下快門：心花怒放－捕捉在鏡頭裡。史騰姆的兒子回憶說：「正是這樣澎湃的感覺。他終於回來了。」
我們絕對不能照規矩來
這是開心的畫面，也讓人心情愉悅。
1984年洛杉磯夏季奧運會，是1952年以來首次有來自中國的運動選手參加比賽。也是奧運第一次舉行女子馬拉松賽。三位來自《橘郡紀事報》（The Orange County Register）的攝影記者－瑞克李克曼（Rick Rickman）、哈爾史托茲勒（Hal Stoelzle）和布里安史密斯（Brian Smith）─嘗試挑戰資源比他們多十倍的新聞機構。
「《洛杉磯時報》有40位現場採訪記者，而我們只有三人，」李克曼回憶說：「那是個令人畏懼的任務。你曉得你的人數和配備都遠不如人家……這件事盤據了你，影響你做的每一件事。你只能驅策自己。」
每位攝影記者每天要前往三或四場比賽拍照。8月12日，哈爾史托茲勒分配到任務之一是男子游泳自由式比賽。「我在清晨5點30分左右來到現場找尋好位置，而決賽要到下午近傍晚時才開始。拍照的位置，位於觀眾席底下。那裡熱得令人發昏，高溫超過華氏100度（攝氏38度）。但是當羅迪蓋恩斯（Rowdy Gaines）贏得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金牌，在美國國旗之前受到隊友們的歡迎時，我明白這等待是值得的。」
我被她眼中的恐懼所震懾
安靜凝結的畫面，但她的眼神訴說了好多好多。
2003年6月，已在伊拉克採訪五個月戰地新聞的卡洛琳柯爾（Carolyn Cole）接到主編的來電，告訴她賴比瑞亞的危機正逐漸升溫。她一直想去非洲，但前題是要有特殊目的。幾天之後，柯爾飛抵非洲賴比瑞亞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時，叛軍正進逼首都。雙方激戰持續八天，主戰場位於橫跨蒙羅維亞市中心的兩座橋樑，叛軍在一邊，政府軍在另一邊。
為了逃離叛軍，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民眾從鄉下湧入首都，他們擠進無人居住的建築物，尋求避難所和安全。當叛軍攻抵城市的邊緣，親政府民兵為保護自己開火還擊，在街頭搜尋食物的難民們，反而受困在迫擊砲和子彈構成的交叉火網中。在這座城市中，沒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柯爾勇敢地拍攝城市和難民營所發生的衝突和暴力，在蒙羅維亞市郊的「美國之聲」（Voice of America）難民營內，她發現蒂妮強森（Tehneh Johnson）。這名女孩住在那裡已超過一年時間，但因叛軍進逼，她也不再安全。此刻，蒂妮安然坐著，準備再次逃離敵軍。她知道，不久之後她就要跟其他數百人一樣，開始步行走向城市中心，面對新的磨難。「我不僅被光線的美麗，同時也被她眼中的恐懼所震懾。」柯爾寫道。
蒙羅維亞圍城持續了數周之久。在國際維和部隊動員之前，已有數百人喪生。
那是令人驚喜的一刻
這個成功驚險的營救場面，如同好萊塢電影場景般不可思議，依然讓我眼眶泛淚，我愛灑狗血的圓滿大結局！
當攝影組編輯台來電時，《狄蒙紀事報》（Des Moines Register）攝影記者瑪莉琴德（Mary Chind）並未受命前往中街水壩（Center Street Dam），接受採訪任務的是她的同事安德里亞梅連德茲（Andrea Melendez）。狄蒙河（Des Moines River） 的河面上架著一條鋼纜作為安全索，以防止船隻漂近水壩，不過，2008年水災過後，這條鋼纜就沒更換過，一對夫妻搭乘的船隻沖過水壩，兩人跌落水中。為了7月4日家庭郊遊活動，亞倫尼利（Alan Neely）和派翠西亞雷夫尼利（Patricia Ralph-Neely）駕船沿河尋找合適的野餐地點，突然被吸入湍急的河水中。亞倫尼利因身上的救生衣被沖走而溺斃，派翠西亞雷夫尼利在急流中掙扎求生，救難人員試圖接觸到她。
琴德帶著一只相機鏡頭和一顆電池前往現場給她的同事。如同以往，琴德肩上掛著一台相機。起初，她以為救援行動已經結束。稍後，她注意到河的東岸正在興建的一座行人吊橋附近，有項行動正在展開。一輛起重機的吊臂垂降至河面，一名建築工人傑森歐格雷斯畢（Jason Oglesbee）用鐵鏈把自己綁在吊臂頂端上，試圖抓到溺水婦人。
這項行動發生在對岸，琴德只有一具300釐米的遠距鏡頭，在那樣的距離下，不太可能拍出她喜歡的強力視覺效果。她把手肘穩定靠在金屬欄杆上，拍下一張捕捉到建築工人抓到派翠西亞雷夫尼利，並把她拉高送到安全地方的照片。「那是令人驚喜的一刻」琴德說。
在結束前的倒數第二天去看展，明明是平常日，還是好多人啊！花了快兩個小時才看完。
總共有一百多張照片，戰爭和災難的照片比例是最高的，不過還是有一些開心的照片很令人感動。從官網挑了幾張我特別有感受的照片，底下的說明也是來自官網的介紹。
動亂將至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於1942年首度頒發，所以這張照片應該是第一屆獎項的照片之一。剛好抓到衝突的那個瞬間。
1941年4月3日，美國「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在底特律福特汽車工廠罷工進入第二天。工廠所有出入口都設立罷工糾察線。汽車生產停擺；十二萬名工人無事可做。現場瀰漫著山雨欲來的氣氛。攝影記者米爾頓布魯克斯（Milton Brooks）和一群記者守在工廠門外。他是與眾不同的新聞攝影記者：無論什麼事件，他很少拍攝一張以上照片，他總是耐心等到最有新聞價值的畫面出現，才按下快門。如今周遭攝影機照個不停，布魯克斯只是守候。
終於，機會來臨。布魯克斯回憶說：「我看到一名男子和一些罷工糾察員吵了起來。他應該支持罷工的一方，可是他選錯邊。我從他說的話判斷，就要出事了。」現場突然拳頭和棍棒齊飛。布魯克斯捕捉到一個鏡頭：八名罷工工人，臉部扭曲；落單的反對罷工者蜷縮著身子，把外套往上拉，蒙住頭，「我迅速拍下這張照片，把相機藏在外套下方，躲進人群中。應該會有許多人想要毀了那張照片。」
只拍升起來的那面旗
這張照片是舉世聞名的作品，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過，但直到看過展覽後，才第一次真正知道拍攝照片當時的狀況。
1945年2月23日，美聯社記者喬羅森索（Joe Rosenthal）冒著日軍猛烈砲火登上太平洋硫磺島（Iwo Jima）已經四天，日軍火力毫不停歇。羅森索發現，他正在拍攝二次大戰最慘烈的戰役之一。終於，美軍攻下了島上南端的折鉢山（Mt. Suribachi）；這時任何勝利都足以使美軍狂喜，因此他們升起一面美國國旗。
在美軍商量要升旗時，羅森索正辛苦往山上爬；登頂之後，他得知陸戰隊打算換一面較大旗幟，好讓全島都可看到。羅森索心裡盤算，「我想要拍下兩面旗幟，一面旗降下來，另一面升上去，但我沒辦法搞定，所以決定只拍升起來的那面旗。」
羅森索開始安排攝影角度；陸戰隊在他四周走動，一位拍宣傳片的攝影師在附近做準備。突然間，「從我眼角我看到陸戰隊們正要把旗升起來，我把相機轉過去，拍下這個畫面」。
之後硫磺島之役又打了31天，死亡數字驚人，6821名美軍在此陣亡，包括照片中豎立旗幟的三名陸戰隊。但羅森索的照片永遠流傳，從海報到郵票，乃至豎立在阿靈頓國家公墓附近的美國陸戰隊戰爭紀念碑上的一座雕像。
天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說不上來為什麼，不過這張照片抓住我，我看完說明之後又盯著看了很久才離開。
1967年7月17日，全佛羅里達州的冷氣機嗡嗡作響。在傑克森維爾（Jacksonville），電力系統招架不住，供電中斷。《傑克森維爾報》（Jacksonville Journal）攝影記者洛可摩拉畢托（Rocco Morabito）正要去採訪鐵路罷工，途中他注意到「傑克森維爾電力局」（Jacksonville Electric Authority）的線務員高掛於電線桿。「我經過這些正在作業的員工，然後直赴採訪現場，」摩拉畢托說，「我拍了八張罷工照片，覺得該回頭了，看看能否再拍到另外一張。」
摩拉畢托回到線務員作業地點，「我聽到尖叫聲，我抬頭一看，這個人倒懸著。天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線務員蘭達錢皮安（Randall Champion）觸了4160伏特的高壓電，由身繫的安全帶支撐著，倒吊於電桿。
「我馬上拍了一張，」摩拉畢托說，「（另一個線務員）湯普森（J.D. Thompson）跑向電桿，我則回車打電話叫救護車。我再回到電桿時，湯普森正對錢皮安做口對口人工呼吸。」湯普森摟抱著遭電擊的錢皮安，有節奏地把空氣吹進他的肺部。在下方，摩拉畢托連按快門，並且祈禱。
「我一直往後退，碰到一間屋子，沒法再退。我再拍了一張。」這張是後來獲獎的照片，但摩拉畢托只關心受傷的線務員。湯普森終於在桿上高聲向下大喊：「他開始呼吸了。」錢皮安活了下來。
動態……吸引住我的目光
看完這張照片和旁邊的說明，忍不住紅了眼眶，看到這樣的大團圓，總是讓人感動。
「那天陰天，沒有影子。燈光漂亮。」當天1973年3月17日，加州美好的一天。美聯社攝影記者斯拉瓦韋德（Salva Veder）在特拉維斯空軍基地（Travis Air Force Base）停機坪等候。在他的附近有一大群人興奮不已；一批家屬即將要和睽違已久的父親、丈夫、叔伯和兄弟，也就是和剛從北越獲釋的美國戰俘團聚。
其中一名戰俘是美國空軍上校羅伯史騰姆（Robert L. Stirm）。史騰姆的座機在河內上空被擊落，他身受重傷被俘。家人苦等將近六年，不知道能不能再見他一面。
一架C-141大型運輸機朝人群方向滑行。返國的戰俘穿著軍禮服下機，看起來機警、嚴肅。「看到他們回家，許多人熱淚盈眶，」韋德回憶說。「在場的一些攝影記者像我一樣，也為之動容。」
史騰姆是最後一個下機的人。他向群眾發表簡短談話。「感謝你們如此熱情迎接……上帝祝福你們，上帝也祝福美國。」
史騰姆說完話，韋德注意到：「現場出現動態。史騰姆的家人已開始向他飛奔，那一幕吸引住我的目光。」韋德拿起相機。史騰姆看到子女奔跑過來，韋德見狀按下快門：心花怒放－捕捉在鏡頭裡。史騰姆的兒子回憶說：「正是這樣澎湃的感覺。他終於回來了。」
我們絕對不能照規矩來
這是開心的畫面，也讓人心情愉悅。
1984年洛杉磯夏季奧運會，是1952年以來首次有來自中國的運動選手參加比賽。也是奧運第一次舉行女子馬拉松賽。三位來自《橘郡紀事報》（The Orange County Register）的攝影記者－瑞克李克曼（Rick Rickman）、哈爾史托茲勒（Hal Stoelzle）和布里安史密斯（Brian Smith）─嘗試挑戰資源比他們多十倍的新聞機構。
「《洛杉磯時報》有40位現場採訪記者，而我們只有三人，」李克曼回憶說：「那是個令人畏懼的任務。你曉得你的人數和配備都遠不如人家……這件事盤據了你，影響你做的每一件事。你只能驅策自己。」
每位攝影記者每天要前往三或四場比賽拍照。8月12日，哈爾史托茲勒分配到任務之一是男子游泳自由式比賽。「我在清晨5點30分左右來到現場找尋好位置，而決賽要到下午近傍晚時才開始。拍照的位置，位於觀眾席底下。那裡熱得令人發昏，高溫超過華氏100度（攝氏38度）。但是當羅迪蓋恩斯（Rowdy Gaines）贏得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金牌，在美國國旗之前受到隊友們的歡迎時，我明白這等待是值得的。」
我被她眼中的恐懼所震懾
安靜凝結的畫面，但她的眼神訴說了好多好多。
2003年6月，已在伊拉克採訪五個月戰地新聞的卡洛琳柯爾（Carolyn Cole）接到主編的來電，告訴她賴比瑞亞的危機正逐漸升溫。她一直想去非洲，但前題是要有特殊目的。幾天之後，柯爾飛抵非洲賴比瑞亞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時，叛軍正進逼首都。雙方激戰持續八天，主戰場位於橫跨蒙羅維亞市中心的兩座橋樑，叛軍在一邊，政府軍在另一邊。
為了逃離叛軍，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民眾從鄉下湧入首都，他們擠進無人居住的建築物，尋求避難所和安全。當叛軍攻抵城市的邊緣，親政府民兵為保護自己開火還擊，在街頭搜尋食物的難民們，反而受困在迫擊砲和子彈構成的交叉火網中。在這座城市中，沒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柯爾勇敢地拍攝城市和難民營所發生的衝突和暴力，在蒙羅維亞市郊的「美國之聲」（Voice of America）難民營內，她發現蒂妮強森（Tehneh Johnson）。這名女孩住在那裡已超過一年時間，但因叛軍進逼，她也不再安全。此刻，蒂妮安然坐著，準備再次逃離敵軍。她知道，不久之後她就要跟其他數百人一樣，開始步行走向城市中心，面對新的磨難。「我不僅被光線的美麗，同時也被她眼中的恐懼所震懾。」柯爾寫道。
蒙羅維亞圍城持續了數周之久。在國際維和部隊動員之前，已有數百人喪生。
那是令人驚喜的一刻
這個成功驚險的營救場面，如同好萊塢電影場景般不可思議，依然讓我眼眶泛淚，我愛灑狗血的圓滿大結局！
當攝影組編輯台來電時，《狄蒙紀事報》（Des Moines Register）攝影記者瑪莉琴德（Mary Chind）並未受命前往中街水壩（Center Street Dam），接受採訪任務的是她的同事安德里亞梅連德茲（Andrea Melendez）。狄蒙河（Des Moines River） 的河面上架著一條鋼纜作為安全索，以防止船隻漂近水壩，不過，2008年水災過後，這條鋼纜就沒更換過，一對夫妻搭乘的船隻沖過水壩，兩人跌落水中。為了7月4日家庭郊遊活動，亞倫尼利（Alan Neely）和派翠西亞雷夫尼利（Patricia Ralph-Neely）駕船沿河尋找合適的野餐地點，突然被吸入湍急的河水中。亞倫尼利因身上的救生衣被沖走而溺斃，派翠西亞雷夫尼利在急流中掙扎求生，救難人員試圖接觸到她。
琴德帶著一只相機鏡頭和一顆電池前往現場給她的同事。如同以往，琴德肩上掛著一台相機。起初，她以為救援行動已經結束。稍後，她注意到河的東岸正在興建的一座行人吊橋附近，有項行動正在展開。一輛起重機的吊臂垂降至河面，一名建築工人傑森歐格雷斯畢（Jason Oglesbee）用鐵鏈把自己綁在吊臂頂端上，試圖抓到溺水婦人。
這項行動發生在對岸，琴德只有一具300釐米的遠距鏡頭，在那樣的距離下，不太可能拍出她喜歡的強力視覺效果。她把手肘穩定靠在金屬欄杆上，拍下一張捕捉到建築工人抓到派翠西亞雷夫尼利，並把她拉高送到安全地方的照片。「那是令人驚喜的一刻」琴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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